晚春最后一次甜

，走廊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好几个人。有跑步的，有快走的，有拖沓的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煮开了的粥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往外扑腾。脚步声里夹着担架轮子滚过地面的声音——“咕噜噜，咕噜噜”——那轮子大概是缺了油，转起来带着刺耳的摩擦声，吱呀吱呀的，像指甲划过黑板，听得人牙根发酸。“让一让！让一让！”，一边跑一边喊。他们穿着蓝布工作服，衣服上沾满了煤灰和污渍，黑一块灰一块的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袖口挽到小臂，露出的胳膊上青筋暴起，肌肉绷得紧紧的，像是使出了全身的力气。担架是帆布的，两头用木棍撑着，中间凹下去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帆布上沾着血，暗红色的，一**，还在往外渗。。，黑色的，棉袄太大，罩在她身上空空荡荡的，像小孩偷穿大人的衣服。棉袄扣子没扣齐，错了一个眼，下摆一边高一边低，露出里头的秋衣——也是旧的，洗得发白，领口那儿磨出了毛边。脚上趿拉着一双棉鞋，黑灯芯绒面的，已经湿透了，鞋帮子上沾着雪和泥，一走一滑。她连袜子都没穿，露出光裸的脚踝，脚踝冻得通红，红里透着青紫。，几次差点摔倒。脚底打滑，身子一歪，她就伸手扶墙，扶着墙稳住，又继续跑。但她顾不上疼，顾不上冷，只是跌跌撞撞地跟着担架跑，眼睛死死盯着担架上那个人。那眼神像是要把人钉住，钉住了就不让他走。“医生！医生！救命啊！”
她的声音撕破了走廊的寂静。那声音不响，却尖利得像刀子，把凌晨三点的安静划开一道口子。口子裂开了，往外淌着什么东西——是恐惧，是绝望，是那种天塌下来却扛不住的无助。

周爱红下意识地往走廊看了一眼。

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。

三十出头，个子不高，但骨架粗大，肩膀宽宽的，一看就是干重活的人。他的手大，脚大，骨节粗，指头上布满老茧和裂口。这会儿他脸色青灰，嘴唇发紫，没有一丝血色。眼睛半睁着，眼珠往上翻，露出底下的眼白。那眼白白得吓人，像死鱼的眼睛。胸口几乎没有起伏，只有偶尔**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，身子一挺，又软下去。

他穿着和那两个男人一样的工作服，蓝布，沾满煤灰。但煤灰上多了别的颜色——暗红色，一**，从胸口洇到肚子，还在往外渗。那红色洇得很快，一圈一圈地扩大，像墨滴在宣纸上，止都止不住。

右手以一个奇怪的角度耷拉着，垂在担架边沿，随着跑动一晃一晃的。那角度不对，完全不对，像是胳膊中间断开了，只靠皮肉连着。小臂那儿鼓起来一块，骨头刺破皮肉，露出白森森的一截。那骨头茬子白得刺眼，上边挂着血丝和碎肉。血顺着手臂往下流，流过手腕，流过手指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。滴在地上，“啪”，“啪”，“啪”，在走廊的**石地面上留下一个个暗红的印子。印子圆圆的，边缘不规则，像一朵朵开败的花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值班医生从办公室冲出来。

他姓陈，四十多岁，头发已经花白了，********。眼镜腿上缠着白胶布，大概是断了又粘上的。白大褂扣子扣歪了，露出里头的蓝毛衣，毛衣领子翻着，一边高一边低。他显然是刚从床上爬起来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一边跑一边**子，眼镜歪在鼻梁上，来不及扶。

“江边码头，卸货的时候，钢丝绳断了！”推担架的男人喘着粗气，脸上汗水和着煤灰，淌成一道道黑印子。那黑印子从额头往下淌，淌过眉毛，淌过眼睛，淌过脸颊，像哭过的泪痕，但不是泪，是汗，是煤灰，是命。他一边喘一边说，胸口剧烈起伏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“一吨多的麻袋砸下来，三个人压在底下……老许，他，他媳妇刚生完孩子，还在月子里……”

后面那个女人听到这话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走廊的**石地面上。

膝盖磕在地上的声音很闷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像一袋面粉从高处砸下来，砸在水泥地上。那声音不大，但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听得清清楚楚。那声音像闷雷，在走廊里滚了一圈，滚到周爱红耳朵里，滚到她心里，滚到她骨头缝里。周爱红后来很多次梦见这个声音。每次梦见，她都会醒过来，一身冷汗。那声音像是刻在她脑子里了，怎么忘都忘不掉。

“建国……”

女人跪在地上，喊了一声。

那声音不响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沙沙的，哑哑的。但那声音像刀子划过玻璃，尖利，刺耳，让人心里一紧。那声音里什么都有——有恐惧，有绝望，有不甘，有哀求，有那种明知道没用了还要喊一声的倔强。她喊完那一声，就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只是跪在那儿，手死死攥着担架的边缘，指节发白，白得像冬天的雪。那白不是正常的白，是那种用力过猛、血液被挤走之后的白，白得透明，能看见底下的骨头。

她嘴唇哆嗦着，上下牙磕在一起，发出“得得得”的细响，像冬天里冻得发抖的人。但那不是冷，是怕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怕。她哆嗦着，却一个字都挤不出来。

她盯着担架上那个男人的脸。

眼泪无声地往下淌。不是流，是淌。就那么一股一股地往外涌，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流过下巴，滴在担架的白布单上。白布单上很快就晕开一小片深色，像雪地上洇开的墨。那深色越来越大，一圈一圈地往外扩，止都止不住。她眼睛红红的，肿肿的，眼眶里盛满了泪，盛不下了就往外溢。但她顾不上擦，只是盯着那张脸，盯着那半睁的眼睛，盯着那发紫的嘴唇。

周爱红认出了这个女人。

她叫李桂芳，二十七岁，三天前刚从四楼产房出院，生了个儿子。当时办出院手续的时候，她还笑着跟周爱红说，家里男人在码头扛货，一个月能挣五十多块，比在厂里强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，脸上带着那种刚当上**人才有的光。那光很软，很暖，像刚出炉的馒头冒着的热气。

周爱红当时还回了句：“那敢情好，日子有奔头。”

李桂芳笑了，笑得眉眼弯弯的。她说，是啊，等孩子大点儿，就能攒钱盖房子了。码头上那些老哥说了，干几年，攒够了钱，就能回老家盖个两层楼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里有光，那光是亮的，是热的，是那种对未来充满盼头的光。

周爱红记得她出院那天穿的棉袄——红色的，碎花的，虽然旧了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扣子扣得整整齐齐。那红色洗得发粉了，但看着还是喜庆。她男人来接她，高高大大的一个人，站在病房门口，手里拎着个网兜，兜里装着两个搪瓷缸子、一包红糖、一兜鸡蛋。看见李桂芳出来，他咧嘴笑了，露出白白的牙齿。那笑容憨憨的，厚厚实实的，像他这个人一样。

他还给病房里的人分了喜糖。一人两颗，阿尔卑斯的，红色的玻璃纸，亮闪闪的。李桂芳说，这是她男人特意从汉正街**市场买的，比别处便宜一分钱。她一边分糖一边说，脸上带着笑，那笑是甜的，比糖还甜。

现在，那个“奔头”躺在担架上，眼睛半睁着，望着天花板上那根永远亮着的日光灯。

日光灯还是那样，两头黑，中间亮，“滋滋”地响着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那“滋滋”声不急不慢的，像是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与它无关。灯光惨白惨白的，照在男人脸上，把那张脸照得更加青灰，更加吓人。

李桂芳跪在地上，攥着担架的边缘，看着他的脸。

他的嘴张了张，像是想说什么。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那嘴唇干裂了，裂开一道道口子，渗着血丝。他动了动，想说话，但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，出不来声。

眼睛动了动，往下看，看见了她。

那眼神涣散得很，像是隔着一层雾，又像是隔着一辈子。那眼神里有东西——有不舍，有牵挂，有那种明知道要走了却放不下的东西。他看着她，看着她的脸，看着她的眼睛，看着她的泪。

她想凑近些，想听听他说什么。但她动不了，膝盖像钉在地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。她张了张嘴，想喊他，想叫他，但喉咙里也堵着东西，一个字都出不来。她就那么跪着，攥着，看着他。

陈医生蹲下来，翻开男人的眼皮看了看。那眼皮翻开来，眼珠往上翻，眼白上布满血丝。他又摸他的颈动脉，手指按在脖子侧面，按了几秒。那几秒很长，长得像一个世纪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眉头皱了皱，就那么一皱，周爱红就知道不好了。

他站起身，对那两个抬担架的男人说：“快，推进去，抢救室！”

担架被推进了抢救室。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门上那盏红灯“啪”地亮了。那红灯一亮一闪的，像一只眼睛，一眨一眨的，眨得人心慌。

李桂芳还跪在地上。

走廊里安静下来。只有那盏红灯，一闪一闪的，把她的脸照得一明一暗。那光一会儿红，一会儿暗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暗，像心跳，一下一下的。她跪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塑。只有眼泪还在流，无声无息地流，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。

周爱红站在远处，看着这一幕。

她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她就那么站着，看着，听着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声音，听着自已心跳的声音。